中国海外人才归国潮：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介绍

2014-01-01 15:07:17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之所以能够让美国找到阻挠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路子，是因为部分“千人”确实存在着“两边通吃”的情况，即继续维持国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同时，又回国拿高额薪水。

　　鲁白指出，随着中国吸引人才的力度与规模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高端海外人才回到国内，这已经引起了欧美等国的高度关注。在这个时候，国内的用人单位与科学家本人就要更加小心，不要因一己私心而触犯法律。

　　“千人”之后

　　曹聪对现有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真正回来的“千人”恐怕不超过10%。他说，“启动千人计划时，是希望能真正吸引回来一些‘大牛’，但从现在的效果来看，像饶毅、施一公这样的仍在少数。”

　　李侠则认为，国家把钱花在人才身上，总比用在其他地方要好。但值得讨论的在于，一些“千人”在引回来的时候已处于学术平台期或下降期，国家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过去的成就买单。同时，这样的人一般年龄都有四五十岁，由于家庭因素，客观上也难以做到全职回国。

　　2011年，一项算是对“千人”的弥补计划——“青年千人”开始启动。这一计划面向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才，同时强调要全职回国。此前，“千人计划”曾因引进步伐过快而饱受诟病，“青千”明显放慢了步伐，计划每年只引进400名，到2015年共引进2000名。

　　王初就是在“青千”的召唤下回国的。他研究的方向叫化学生物，是最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比较新的领域。在美国，这个领域内的人才已经有很多，竞争激烈，加之最近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想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国，由于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很少，他会获得更多资源来从事自己想做的研究，并会更加容易崭露头角。因此，王初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回来。

　　“青千”得到了鲁白、曹聪与李侠的一致认可。李侠指出，博士生与博士后是最富创造力、最有战斗力的群体。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还没有子女就学等问题的困扰，也更容易在国内真正扎下根来。

　　除了“青千”，“千人计划”序列里还包括“外籍专家千人计划”与“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项目”。后者将目光瞄向了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等10项国际大奖的著名科学家，这可能会带来更大争议。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曾试图进入“顶尖千人计划”，但没有通过中方的专家评审。这位78岁的老人曾因共同发现艾滋病毒而闻名，但他目前最感兴趣的却是“高度稀释的病原体DNA所发射的电磁波”。尽管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现象是无稽之谈，但蒙塔尼在2010年接受了上海交大[微博]的邀请，在中国继续他的这一“最新研究”。

　　对于“千人计划”，王辉耀看到了更多积极的方面。“如果没有‘千人计划’的推动，中国的绿卡制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改革。”此前，中国的绿卡曾经号称“世界上最难申请”。但为配合“外专千人”的开展，2012年9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开始降低海外人才落户中国的门槛。他指出，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引进人才，最终都都要落实在具体的签证、绿卡、入籍等这一整套保障体系上。因此，更重要的其实是绿卡政策，这才是中国持续引进海外人才的最基本制度。

　　曹聪认为：“说到底，中国仍在自上而下地、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引进人才，而不是每一家研究机构与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发地来引进人才。政府本应该做的，是制定好政策，建设好制度，为这些海外人才的回国铺平道路，但现在，却从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亲自上阵去猎取人才。” 不过，国内专家也指出，如果没有中组部介入，很多配套政策不能得到落实。实际上中组部做的是推动和界定政策，直接操盘的是大学和研究所等具体单位。

　　曹聪说，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得富强起来，相应地就会出现人才回流的趋势，如台湾地区在1962～1985年间，只有4%的留学[微博]生回来;但从1980年末期开始，留学生回归率开始上升，达到34%。台湾出现的海外留学生回归浪潮，不仅是对其高科技领域新的、不断增加的机会的一个积极回应，也与当时台湾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及民主进程有重要关系。如果想要吸引那些留居国外的人才回国，除了优厚的经济条件与机遇，一个稳定、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也同样重要。

　　与前辈海归们有所不同，对于更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主要看重的是个人的事业追求与物质生活条件。“其实也不能苛求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曹聪说，即使面对祖国积极提供的各种人才引进政策，他们也只会在不给个人职业前景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回国做贡献。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回流，还有很长的路的要走。 ★

　　“洋院长”上任记

　　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人才政策不仅吸引海外留学生与学者的归来，非华裔的高端人才到中国寻求发展机会，也已经不算罕见。天津大学[微博]请来的“洋院长”就像“煎饼果子”一样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

　　2010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身为苏黎世大学理学院教学院长的杰伊·西格尔到天津访问，经朋友介绍，来天津大学药学院作了一场学术报告。晚上一起吃饭时，西格尔给药学院老师们讲述了自己颇具冒险色彩的学术生涯。

　　西格尔原本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在法国路易﹒巴斯德大学随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简·马里·莱恩作博士后研究。完成学业后，西格尔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到正教授。2003年，他应苏黎世大学邀请，出任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主任、工艺化学实验室主任。通过10年的努力，他将实验室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分子设计中心。眼下，西格尔在苏黎世的聘期已满，他希望将重心转到亚洲，寻求在泰国或台湾等地复制自己在苏黎世大学的传奇。

　　听到这里，药学院的一位老师径直说：“你不要再去找其他地方了，就来中国吧，来我们天大药学院。”在场的药学院党委书记冯翠玲则介绍了中国正在力推的引进高端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眼下，药学院已经拥有了一位“千人”特聘教授理查德。冯表示，如果西格尔愿意来天大，以他的条件，应该也可以入选这一计划。听到这儿，西格尔两眼发光，因为他认识理查德，两人是同行。

　　“西格尔认为，既然理查德选择了天大，那么这肯定是个好地方。他也要申请‘千人计划’，来天大试试，”冯翠玲回忆说。

　　就这样，天大用一顿饭就找到了一位新院长。作为药学院的元老级人物，冯翠玲非常兴奋，她总算为学院物色到了一位“靠谱”的院长人选。当时的院长赵康，也是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已经在天大度过了10年时间。药学院一直希望再找到一位类似赵康这样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来担纲，而西格尔的资历与经验，显然再合适不过。

　　2013年拥有118年历史的天津大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真正的外籍院长，开始试水“学术特区”。“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西格尔正式成为该校药学院的全职院长。

　　西格尔上任后，首先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自然》上刊登招聘启事。“向全球招聘老师，这在以前，是我们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杜云飞表示。但西格尔坚持这么做。他认为，如果有人来应聘，就说明他平时常看《科学》与《自然》。一个经常翻看这些杂志的学者，其科研水平起码有一定保证。既然要将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就要在一流的平台上做事。

　　这也是校长李家俊的雄心。他希望通过他这一辈人的努力，使天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西格尔纠正了李的这一说法，不是“成为”，而是“恢复”。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它的起步时间与当时的办学模式，都与美国大学基本一致，并以工科而闻名。在认真研究了天大校史后，西格尔这样告诉来访的一位诺奖得主，“如果没有战争，天津大学就会是中国的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如今，天津大学要想“恢复”世界一流，就要“恢复”到世界主流的大学模式，途径之一就是国际化。同时，李家俊也深知大学教育改革的难度。为此，他需要先在小范围内做一些尝试，而药学院“船小好调头”，是理想的试验田。李家俊表示，在国家允许、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会给予西格尔及药学院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使之成为天大的“学术特区”。

　　成立于2001年的药学院，是天津大学最年轻的学院之一。目前，药学院总共有40名老师，其中50岁以上的只有5位，其余全都在三四十岁左右。学院里的老师很多都是海归，加上西格尔，已经拥有3位国家级“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两位“长江学者”。冯翠玲说，由于成立时间不长，药学院的最大优势就是国际化和年轻化，人际关系简单。这对“洋院长”的施政来说，都是好事。

　　西格尔对冯翠玲赞不绝口。他表示，自己在学院里推行的改革，“全靠翠玲的协调与执行”。药学院原来流行一句话：“没有院长可以，但没有翠玲不行。”作为一名党龄近30年的党委书记，今年50岁的冯翠玲并不是人们印象里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招牌式的清脆笑声，与直爽利落的行事风格，更像是一位留洋回来的现代女性。但实际上，她曾经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与西格尔的邮件联系中，冯翠玲依靠翻译软件对着单词一个一个地查看和回复。“我几乎是亲眼看着药学院成长到今天的，每一步也都亲身参与。赵康院长给药学院开了个好头，打下了基础，我退休之前的最大追求与心愿，就是能使学院再上一个台阶。”冯翠玲这样解释自己。

　　“跟西格尔打交道越久，我就越有信心。他首先很有激情有干劲，他曾跟我说，在天大两个月的时间，他做了过去在苏黎世两年的事情。但是同时，他也懂得妥协的艺术，”冯翠玲说。

　　西格尔上任后聘请了海外学术顾问委员会，让专家而非行政官员，来决定学院战略发展方面的大事。利用他的学术资源，西格尔请到了6位海外学者担任药学院的学术顾问。而学术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做的，就是对前来应聘的学者进行评估与遴选。

　　对于中国大学里的“党委”，西格尔并不像其他海外学者表现得那样无法理解。他还向前述那位来访的诺奖得主介绍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委员会，帮你把学生管理好，把行政杂事处理好。对此，冯翠玲也很欣慰，“西格尔政治上很成熟，他很能适应新的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格尔确实也很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我还会在路边摊买煎饼果子吃，好吃极了!”他说。

　　在西格尔与天大商量来津工作的细节时，香港一所大学曾经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担任学校理学院院长。西格尔的妻子Kim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由于语言问题，她更倾向于去香港。但西格尔在一番考虑之后，仍旧选择了天大。对此，他解释说，“香港那边的基础已经够好了，我去了那里，可能不用做什么事。但天大药学院不同，它还有很大的潜力向上发展，需要我做的事情会有很多。我喜欢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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